中华台北与中国台北 区别是什么?

  • 2017-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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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最开始“中华台北”和“中国台北”的称谓都一样,只是当年为解决台湾代表权问题的一个折中方案,两者原本没有过多的政治意义上的不同,也没那么多统独意义上的解读。

至于为什么台湾方面要使用“中华台北”的称呼而不用“中国台北”,要从其历史发展讲起。

中国第一个奥运理事机构成立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这个机构在国内的注册名称是“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在国际奥委会的注册名称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1924年,该机构在国内的注册名更改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对外名称仍然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也就是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和“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同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体育总局”、“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也曾是多块牌子一套人马。)

虽然当时中国的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的注册名称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但是从官方到民间都称呼自己国家的代表队为“中华队”而非“中国队”,猜想原因可能是“中华”一词代表的是一种民族情感认同,而“中国”一词只是冷冰冰的国籍概念,类似于“大韩”和“韩国”的区别。

(民国时期的国足队员,可以看到球以上印有“中华足球队”的标识)

国民党退居台湾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和“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一直沿用未变。1960年,台湾方面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对外名称由“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更改为“中华奥林匹克委员会”。1974年,台湾方面又对组织机构进行改革,将原本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和“中华奥林匹克委员会”进行拆分,组建专门负责全国体育事业的“中华民国体育协进会”(简称“中华体协会”)和负责对外联络的“中华奥林匹克委员会”(简称“中华奥会”)的两个独立实体。

1952年的夏季奥运会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在开幕前正式开始前两天召开的IOC会议上,东方阵营提出动议,要求给予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参赛权,经投票表决,同意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同时参加奥运会。台北方面在得知该情况后,以“一个中国”和“汉贼不两立”的理由,宣布退出赫尔辛基奥运会,召回在芬兰的运动员。而北京方面由于临时接到通知,仓促组团,等到达赫尔辛基时,比赛都已经进行10天了,最终只参加了游泳比赛和闭幕式。

赫尔辛基奥运会发生“两个中国队”事件后,两岸关于中国奥委会的代表权就争得你死我活。1954年,国际奥委会49次全会上,通过了台湾使用“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China),大陆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奥林匹克委员会”(PRC)的方案(类似南北朝鲜:Korea和DPRK),但是此方案中台湾用的是中国简称(China),而大陆用的是却国号全称(PRC),有承认台湾是中国合法代表之嫌,遭到了大陆方面的强烈抗议。该方案施行4年后,大陆方面退出了国际奥委会。

其后,台湾甚至被国际奥委会单方面更名为“台湾(Formosa)奥委会”,但是名称涉嫌台独,遭到了台湾方面的强烈抗议。

如果说在1949-1971之间,台湾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比大陆要高。那么1971-1979之间,则是两岸政治地位实力相当的时期,此时两岸各显神通,代表权争夺更是进入了白日化的状态,但是都坚持了相同的原则:绝不能让对方代表中国而自己代表地方。

1978年国际奥会在雅典召开年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会中发动中东、非洲、亚洲及东欧等35国,提出将中华奥林匹克委员会开除出国际奥委会的动议,并宣称如不开除台湾方面会籍,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队不参加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

1979年国际奥会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召开会议,确定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即蒙得维的亚决议。 决议确定,两岸都不得以国家为代表名,而以一个中国下的两个地方名义加入国际奥委会,大陆方面称“中华(国)北京”(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 Peking)、台湾方面称“中华(国)台北”(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 Taipei),两个奥委会另外设计会旗、会徽、会歌,均不得以国歌、国徽、国旗等有主权意义的标识参加奥运会,当然这个决议同样让两岸都有那么一点不爽。 但是随着1979年大陆在国际政治地位的陡然提升,大陆方面对蒙得维的亚决议提出异议和改进要求,即要求国际奥委会将中国的代表权交给大陆。于是,国际奥委会又在日本名古屋召开会议,最终表决通过了对大陆有利的新决议,即名古屋决议,而在此决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就是后来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

 

(如对蒙得维的亚决议到名古屋决议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感兴趣,请见评论第二页)

决议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而台湾方面则沿用蒙得维的亚决议要求,使用“中华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并且设计新的会旗、会徽、会歌,不得使用中华民国国旗、国徽、国(旗)歌,但是台湾方面对内仍然使用“中华奥林匹克委员会”为正式名称。依照此决议,大陆恢复国际奥委会会籍,获得参加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邀请(但是后来进行了抵制)。而台湾方面,自然会不情愿,但是没办法不得不接受国际地位每况愈下的事实。1981年,经国际奥委会协调,台湾方面接受名古屋决议,以新会名加入国际奥委会。但是,时至今日,台湾内部仍称呼自己的运动员代表队为“中华队”,而非“中华台北队”或“台湾队”。

这里要强调的是,名古屋决议成为了两岸智慧解决代表权问题的典范,这一模式后来被沿用到了亚足联、亚奥理事会、FIFA等,这也促成了中华足球队从大(洋洲)足联回归亚足联。甚至后来在解决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等非体育组织中台湾代表名称问题时,均参考于此,所以又被称为“奥运会模式”。

1990年,在两岸关系回暖的大背景下,台湾方面派队参加了北京亚运会,同时这也是台湾以“中华台北”的名以回归亚奥理事会后,参加的第一届亚运会。由于当时两岸关系融洽,台湾方面也热情高涨,派出了405人的强大阵容参加北京亚运会,而大陆作为东道主,更是以歌颂中华民国的歌曲《梅花》作为中华台北代表队入场的背景音乐(今天看来都难以想象),彰显了两岸和谐关系,在当时传为了佳话。(可参见央视转播的:1990年北京亚运会开幕式。)

 

当时,大陆改革开放,台湾解除解严,达成了九二共识,两岸关系正直缓和期,虽然官方舆论的口水仗不断,但是都视对方为同胞兄弟,私下或以半官方的形式进行了很多接触。在1993年北京申奥中,中华台北奥委会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然而,1994年发生的千岛湖事件使得两岸关系急转直下,其后又相继发生了台海危机、第一次“总统”直选、“两国论”提出等众所周知的事情,两岸关系陷入冰点。1995,高雄与釜山争夺2002年亚运会主办权,起初,高雄呼声很高,胜券在握,中华台北奥委会原本以为中国奥委会会礼尚往来,报答当年申奥时台湾对大陆支持之恩。然而,事与愿违,大陆方面基于政治考量,为阻止高雄取得主办权,对亚奥理事会投票权成员进行了大量的公关,结果高雄落选。(参考文献:机关算尽难挽败局——高雄申办亚运会失败内幕–《体育世界》1995年11期

两岸关系的倒退,加之两个奥委会因为申办2002年亚运会事件的纠葛,也影响了两岸体育界的交流。中国官方更加强调“中国台北”的称呼,借以造成一种从属关系的感觉。当然在国际奥委会在场的正式场合,没办法,依然得将其称为“中华台北”(可参见200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到来,加之小马上台两岸关系的缓和,使得东道主不得不重新处理对台称呼的问题,如果还一味地将其称为“中国台北”,不仅会遭到国际奥委会的反对,也不利于统战工作。于是从2008年奥运会开始,官方媒体对其称呼又改回了“中华台北”。

综上,由于政治原因,大陆一直以“中国台北”来讹称“中华台北”,制造一种从属关系的假象(因为奥委会并不是主权国家组织,所以各成员间并没有从属关系,而实际上亚投行不同于国际奥委会,它是一个主权国家组织),而台湾方面则以捍卫“中华台北”的称呼,来彰显尊严,这种政治元素的加入,导致后来台湾方面对“中国台北”的称呼变得更加敏感。加之2000年后,由于“台独”的思想逐渐占据了台湾社会的主流,台湾方面不再自称“中国”,并开始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之前一直称为“大陆”、“中共”、***),并将其简称为“中国”,所以现在一讲到“中国台北”就会联想到“中国的台北”、“矮化”、“歧视”等。

此事换做30年前,将其称为“中国台湾”,或许台湾并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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