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避孕药的副作用成为秘密:一段关于种族与性别的历史

  • 2016-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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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让你知道的是

其实Pincus一伙人最初是想针对男性研究贺尔蒙避孕法.Grigg-Spall表示:“药物被男性拒绝了,因为太多的副作用,包括睪丸收缩。”当时认为女人比男人更能忍耐副作用, 毕竟男人需要好一点的生活品质。

译者:李尔乔(1988年生,想变成永远严肃的人像是苏珊桑塔格和约翰伯格,但过着贪吃贪玩的日子。医生,女性主义者,适应不良者)
校对:沈于方

翻譯文章:Squires, Bethy (2016).The Racist and Sexist History of Keeping BirthControl Side Effects Secret, VICE.

译者导言

被这篇文章吸引,一开始是因为我自己有吃口服避孕药,并且有点在意忧郁症的关系。后来才发现,转载平台下面,被一大串女性留言洗板:「我一直问,但我的妇科医生总是否认。」「我早就知道跟忧郁症有关了,但我妈说是我歇斯底里、太敏感」。这种集体的被噤声经验,挑起一种不适。在公开讨论里,妳试着发言,被年长男性权威打断过吗?妳描述自己的感觉,却被指责太过情绪化吗?妳的身体告诉你各种欲望,想吃、想喝、想玩,却必须被否认吗?
作者Bethy Squires是美国印第安那州布卢明顿的剧作家兼演员。她在《VICE》杂志上的女性专栏Broadly写文章,大多是一些没营养的内容。在今年九月丹麦研究揭露贺尔蒙与忧郁症的相关性之后,忽然蹦出这篇非常精采的文章。也许作者也被触动了什么唷。

 

 

 

传统来说,口服避孕药的发明对人类世界有巨大且具意义的改变,不只让性爱与生育两者分离,女性也能掌握生育的主导权。然而,这并不表示口服避孕药对女性来说是友善的医学成就,不论是药物研究的过程、以及药物产生的副作用都对女性带来另一波伤害。诡谲的是,这波伤害似乎从来是公开的秘密,却因为性别印象与科学的复杂性,消磨了真相的可信度。
从这篇口服避孕药译文中可以看到,这一颗小药丸,竟是性别议题,种族议题、与医病关系的化合物。

 


 

文:Bethy Squires

一、抗忧郁剂与避孕药

九月时,JAMA Psychiatry发表了一篇丹麦的研究,发现贺尔蒙避孕与忧郁症之间的关联。这篇为期六年的研究,追踪了超过一百万名使用贺尔蒙避孕的女性,其中包括口服避孕药、子宫内投药的避孕器、或阴道避孕环。研究发现,使用这些避孕方式的女性,她们得到抗忧郁药物处方的可能性显著地上升。

消息一发出,许多女性感觉被平反:科学终于追上她们活生生的经验了。 《美化避孕药》(Sweetening the Pill)的作者Holly Grigg-Spall说:「我曾经服药十年。我吃的是Yasmin,有很强的副作用:心理上的、忧郁、焦虑、恐慌。我刚吃药的头两年都没有想到这些状况和药物有关。」
研究发现青少女使用避孕药与忧郁之间的关联特别明显。青少女若使用贺尔蒙避孕,她们之后服用抗忧郁药物的风险会上升80%。这个统计数字麻烦的地方在于,很多青少女即便还没有性生活,就开始吃口服避孕药了。有的是为了治疗青春痘或经痛,有的只是一般性的预防措施。 「吃药被看成很基本的事情,」Grigg-Spall说,「像成年礼。」
虽然这可能是第一个研究阐明避孕药与忧郁症之间关联性,但它却不是第一个将避孕药与心情变化做连结的。这只不过是长久以来在女性与医师间一场又一场的战役的延续。

 

 

二、避孕药的发明:一段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的历史

二十世纪初的美国,避孕在大多数的州是非法的。有二十六个州直到1960年代才解除单身女性避孕的禁令。女性任由她们的子宫摆布,一再忍受非预期的怀孕。当时一个常见的做法是子宫切除。 「产后六、七周而已,生产完不久就把子宫开掉」,在一部公视的纪录片《美国经验:小药丸》(American Experience:The Pill)上,医生Richard Hauskenecht说:「如果你要帮一个生过三、四个小孩的女人在产后六周做经阴道子宫切除术,你有两个选择:要嘛你得开得比鬼还快,要嘛你就得备够血库。因为失血量会很惊人。那时代真是野蛮。太野蛮了。」
贺尔蒙避孕的四个先锋:社运者与性教育者Margaret Sanger,她以优生学立场倡议节育;还有富二代的妇女普选权运动者Katherine McCormick,天主教妇科医师John Rock,以及生物学家Gregory Pincus。 Pincus发现动物施打黄体素之后就会暂停排卵。不过考虑到频繁打针的可行性太低,于是就转向发展口服的药物,资金来自McCormick的自费资助。
大约在1950年间,在麻州职业的Rock医生以生育研究为幌子,让病人成为药物受试者,服用此药物。 Rock医师没有告知他的病人药物是用来防止怀孕。后来很多女性退出了麻州试验,原因是她们无法忍受药物的副作用:腹胀、血块、和情绪变化。
研究团队难以在美国进行临床试验,一部分原因是当时避孕在大多州仍是违法的,另一部分则是因为中途退出这个研究的比率实在太高。于是Pincus和Rock打起了波多黎各的主意,当时波多黎各正因为优生学运动关注人口过多的问题,这表示岛上没有避孕限制,堕胎也是合法的。事实上,1950到1960年代,当地俗称的「那个手术」,也就是产后结扎,在许多未经妇女同意、也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大量施行。因此Pincus和Rock推测他们应该可以在波多黎各找到数量足够、顺从度也足够的受试者。他们相信,假如贫穷无知的波多黎各女性能用这些药丸,那任何人也都可以。
起初,Rock和Pincus再次遇上同样的问题,受试女性无法忍受药物副作用。 「波多黎各女性也中途退出了,他们只好开始寻找能够强迫参与的女性,美国也行,波多黎各也行。」Ann Friedman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的报导写道,「麻州一间精神疗养院的女性被报名进入试验。圣胡安医学院的女性学生被告知,她们必须参加一个临床试验,否则会退学。」再次,这些女性仍然没有被告知药丸的作用,而是要她们安静,吃药,接受频繁的侵入性检查。
终于,波多黎各的Edris Rice-Wray医师,家庭计画协会的医学主任,想出了一个新策略:「不如告诉女性,这药物是做什么用的。」执行圣胡安住家计画的社工挨家挨户敲门,向人们解释这种每日服用的药丸可以避免怀孕。一旦知道药物的作用,上百名女性涌入报名。然而这些女性仍没有被告知她们参与了一个临床试验,也不知道治疗是实验性的。
研究结束后,Rice-Wray医师告诉Rock与Pincus,这颗药丸对避孕百分之百的有效。不过,其中17%的参与者有副作用:恶心、头晕、头痛、胃痛、和呕吐。三名女性在研究期间死亡,没有验尸确认是否因为参与试验所致。 Rice-Wray医师总结认为,从给波多黎各女性用药的方式还有剂量上来看,药物有「太多一般人难以接受的副作用」。但这个结论却没有阻止药厂G.D. Searle & Co.以相同配方释出第一版的药物 Enovid。 [1]
话说回来,其实Pincus一伙人最初是想针对男性研究贺尔蒙避孕法。 Grigg-Spall表示:「药物被男性拒绝了,因为太多的副作用,包括睪丸收缩。」当时认为女人比男人更能忍耐副作用,毕竟男人需要好一点的生活品质。

三、战役:病人知情权

1970年,记者Barbara Seaman撰写的书《The Doctor’s Case Against the Pill》中详述,医师虽然得知种种Envoid副作用的传闻资料(anecdotal data),却对病人隐瞒。这本书引起威斯康辛州参议员Gaylord Nelson的注意。
「参议员想推动病人知情权的法案,」国家女性健康网络的理事Cindy Pearson表示。参议员想从避孕药切入,让医疗产业对消费者更加透明。 1970年1月,参议员Nelson召开参议院听证会,调查药物与性欲低落、忧郁、及血栓的关系。
不过,在听证会上,竟然没有任何一名女性被要求发言。由Alice Wolfson领导的特区女性解放集团,在会议上抗议女性的缺席。 「我们必须承认,女人是一流的天竺鼠,」Wolfson在听证会上发言,「她们免费,她们养活自己,洗自己的笼子,支付自己的药丸,还给观察员报酬。我们拒绝再容忍那些穿白袍的『神』的恐吓,拒绝他们继续无菌地指导我们的人生。」
最后这场听证会促使了两个结果,一是药物中贺尔蒙剂量大大的减少,二是一张100字的「潜在副作用」小纸条,被放进每一盒药丸的包装里面。
当然现在我们可以轻松嘲笑每张药品仿单上罗列着的一长串副作用,但那可是在一群人争取避孕药透明化后,才让人们有权力知道每个药物被吞进身体内的风险。此外,种族主义且违反伦理的波多黎各试验,后来更直接促成了今天所有医学研究都必须遵守的知情同意原则。
在听证会上相遇的记者Barbara Seaman与运动领袖Alice Wolfson,就是后来的国家女性健康网络的共同创办人。

四、相信女人

今天,Pearson回顾这个组织和其使命是如何深深受到贺尔蒙避孕药的影响。 「女人应该知道她们想知道的,避孕只是其中的一例而已,」Pearson说。新的丹麦研究并没有改变她对避孕药的看法。
「打从女人拿到她们手上的避孕药,就已经被认定有忧郁风险。」她说。现在唯一的不同,只不过是终于有个数据去支持许许多多女性切身的经验。 「这在生物学上是合理的,而且早已被女性传述了五十年。」
问题是,如果女性五十年来都知道忧郁是口服避孕药的副作用,为何我们到现在才得到坚实的证据?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对整体女性健康兴趣缺缺,」Grigg-Spall认为,并说明研究情绪很复杂,「因为显然还有很多其他因素。」
许多对这篇丹麦研究的批评都指出,忧郁症的发生有其他的变量。有人指出青少女的忧郁症高峰,是来自恋爱,而不是药物造成的贺尔蒙失调。有些人认为媒体误读了研究,夸大药物与忧郁的相关性。 Grigg-Spall则认为数据方法值得赞扬,特别是研究中以忧郁症药物处方作为忧郁症的衡量指标。 「他们使用的是数据,而不是自我评量的量表。」
Pearson也被丹麦研究所鼓舞。 「上帝保佑斯堪地那维亚人,他们有全民医疗体系,还保存很好的统计数据!」她说,「这篇研究是个好的前锋,值得更进一步的调查。」例如:为何贺尔蒙剂量低的子宫内避孕器和避孕环,反而导致更高的忧郁症风险。 」
Pearson认为,这个研究的重点是提供女性她们需要的讯息,以便对自己的身体和健康做出选择。 「这些讯息不应该因为担心女性做错决定,就对女性隐藏,」她说,「请相信只要给她们好的讯息,她们自己会做出好的决定。」

附註

[1] 這段話的原文尚有 “in the same formulation that caused illness in almost a fifth of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clinical trial. Enovid contained 10 times the amount of hormones needed to prevent pregnancy.” 但譯者考量到文章中的參考資料並非醫學文獻,無法確認是否真為避孕劑量的十倍,故沒有譯出。但可以確定的是,往後避孕藥的荷爾蒙劑量確實低於Enovid。

本文經STS多重奏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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